Ronald Reagan

　　美國總統雷根在總統任內八年期間，天天記日記，除了他中槍住院的那段日子，從不間斷。日記中，他抱怨當時的蘇聯政府，擔心世界的安危，也抱怨他的兒子掛他的電話，和他的女兒牢騷發得太多。他是世界第一強國的總統，也是一個拿子女沒辦法的父親。
　　這些日記的內容，充分展現雷根人性的一面，也許，這是他如此受美國人喜愛和懷念的原因。報上這麼形容他：不複雜(uncomplicated)、親切(amiable)。任內八年，世界歷經大變動，他是主要角色之一，但是從他的日記當中，旁人看不出太多慷慨激昂的言論，也看不出這類角色經常顯示的做作、自視清高，和自我膨脹。1989年元月卸任前一天的日記中，他只寫下短短的一句話：「明天我不再是總統」("Tomorrow I stop being President.")。報上說，這個不複雜、親切的人，就這麼從容自若的作了八年世界第一強國的總統。
　　他看事情舉重若輕，1981年遭受槍傷，他在日記中寫到：「中槍，很痛」(“Getting shot hurts.”)。兒子有一次掛他電話，他事後寫到這件事：「不是完美的一天」(“Not a perfect day.”)；日後又提到他不跟兒子說話，除非兒子為掛電話的事道歉。
　　這樣的一個人，看在我們這些複雜的人眼中，先是讓我們瞠目結舌，然後是自嘆弗如。

廉價的專家意見：從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的新聞說起

(原發表於聯合人力網 http://pro.udnjob.com/mag2/pro/storypage.jsp?f_MAIN_ID=70&f_SUB_ID=199&f_ART_ID=32574, 4-16-2007)

　　教育部4月9日發布消息，將於今年底前舉辦國內第一次的中英文翻譯能力考試。消息一發布，新聞記者自然找了些翻譯界人士試探反應。對於這樣一個大家期待已久的重要考試，翻譯界人士自然人人有話說，談談個人觀感和經驗談，無可厚非。問題是，新聞記者卻把這些人當專家，在這些人還沒弄清楚這個考試的內涵時，隨口說出的個人觀感就成了新聞報導中的專家意見，於是，就會有「一些知名口譯員及大學教授口譯的教師，都不看好這項考試」這樣的結論（見聯合新聞網記者薛荷玉4月10日的「口筆譯證照考年底登場」）。為何不看好？這些專家基本上什麼都沒說。這也難怪，短短一天時間，如何把一個重要考試的內涵弄清楚？問題是，這些知名口譯員和大學口譯教師在發表意見時，不自限以口譯員或口譯教師的身分說話，他們也會談到其他業界人士會怎麼看，甚是翻譯業者（翻譯公司）會怎麼做（「業者應該…不會看口筆譯員是否有教育部的證書」，「業界會去考的專業人士應該也不多」），一時之間竟成了業界的代言人。更有趣的是，口譯專家還不甘於只當口譯專家，還以翻譯證照考試專家自居，大談世界上的翻譯證照考試，說出「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口筆譯的國家考試及證照制度」，「歐美為何沒有國家證照呢？因翻譯不只是技術、更是藝術，很難用考試考出來」這番話。發言內容已經脫離個人觀感的安全範圍，大膽進入提供資訊、談論事實的嚴謹地帶。專家說得斬釘截鐵，記者接受得心服口服，於是新聞一出，又為錯誤連連的新聞報導增添一則新鮮範例。
　　然而，事實是這樣的：歐美許多國家不僅有翻譯人才評鑑考試，甚至是國家的證照考試，例如美國有「聯邦法庭傳譯證書」(FCIC)（最近美國也在討論醫療傳譯的認證制度）；丹麥的口筆譯人員只有取得該國內政部的證書之後，才能為法庭翻譯；同樣的，奧地利的法庭傳譯員也必須先取得國家的資格證書。這些還只是資格證照的幾個例子，其他由國家舉辦的翻譯人才評鑑考試不勝枚舉，而且不限於歐美國家。王姓口譯專家提到全世界唯一有口筆譯國家考試和證照制度的日本，事實上是沒有任何由政府主導的翻譯人才評鑑考試，而是由業界所組成的協會主導。記者薛女士所提到的上海市外語口譯證書（稱「上海市外語口譯崗位資格證書」考試），也不是「近年來」的事，而是從1995年開始舉辦，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這個考試也不是唯一的翻譯相關考試，中國大陸目前有四種主要的翻譯人才評鑑考試，包括人事部的「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
　　翻譯界人士長久以來企盼提升翻譯的專業地位，對於任何能夠提升翻譯專業地位的措施，我們都應該表示歡迎。在還沒弄清楚事情的內涵之前，我們起碼應該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樂觀是樂見其成，審慎則是明就理。翻譯是一件必須審慎為之的工作，翻譯專業追求既完整又正確的水準，筆譯和口譯皆然，無人質疑。這次翻譯人士透過一個不明就理的記者所寫出的報導，卻做出了錯誤的示範。翻譯員和記者的工作中，找尋資訊和了解資訊是重要環節，很顯然的，這次記者和譯者都沒做到這一點。國立編譯館過去三年委託學界研究翻譯人才評鑑制度，研究做完了，幾百頁的報告也已經在網站上刊載了，以翻譯評鑑制度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也連續辦了三年。資訊在那裡，事實在那裡，專家意見卻依然空泛，新聞報導卻依然粗糙，這真是個追求廉價的時代。

黯淡的綠色夢想

　　意識形態決定一切，很遺憾的，不得不承認。拿環保議題來說，全球溫室效應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但是仍有許多美國人拒絕接受。紐約時報的Krugman說，這些人過去否認科學證據，現在卻感覺束手無策，認為這個危機已不可能扭轉。不能扭轉危機，Krugman說，因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要改變太困難。Krugman舉加州為例，說明做環保不見得有負擔。加州人的個人平均能源消耗量，是全國平均數的三分之二；電能消費，則比平均數少了60%；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平均數大約一半的水準。Krugman的意思是說，加州做得到，美國其他地區應該也做得到。
　　問題是，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做得更多。上週五歐盟領袖開會，就環境議題做了重要決定，例如：2020年前，歐盟20%的能源將來自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現在是6%)；另外，10%的汽車不在燃燒汽油，而是植物提煉的生物燃料(biofuels)。歐盟的這些決定，手筆之大，令人讚嘆。
　　反觀美國，在這方面表現的自私自利，只能令人搖頭。布希政府拒簽京都議定書，說會傷了美國的經濟。可悲的是，京都議定書要求的不多：工業國家在2012年前，將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從1990年的水準降低5% 。歐盟的幾個工業國家當時就承諾要降低8%。問題是，科學分析顯示，要扭轉氣候轉變可能造成的重大災害，得銷減30%才行。歐盟在這次會議中，承諾銷減20%，甚至30%。
　　住在美國，在環保議題上，我總覺得十分寂寞。許多美國人在這方面展現的漠視和無知，時時令我驚訝不已。如果世界上2500名頂尖環境學家和決策人士集體提出的報告都嚇不了美國人，美國人難到要等到世界末日來臨時才後悔莫即？但是，許多美國人真的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有趣的是，這些人背負著清楚的意義型態。要了解一般美國人對溫室效應的看法，還得先知道他們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大學畢業程度的民主黨人士當中，75%的人認為溫室效應是人為的；若換成共和黨人士，這個數字是23%。冰河迅速溶解，北極熊面臨淹死滅種的危機，看來許多美國人得親自到北極看看才相信。
　　我還是十分相信The Power of One，但是每當我帶著環保袋以及回收的購物袋和塑膠袋去購物時，仍然不免覺得寂寞，在那些在"Paper or plastic?"之間做選擇的美國人當中。

References: 1. Krugman, P. (Feb. 2007). Searching for a fix: Colorless green ideas. The New York Times. 2. Goodman, E. (Feb. 2007). Warming to a grim idea. The Boston Globe.

The Power of One

　　Time雜誌今年一月開了個新專欄，叫做The Power of One，報導一些市井小民如何以個人的力量，造福他們的社區、城市、國家，甚至世界。現今這個時代，許多國家和團體把精力花在對人類沒好處，甚至有壞處的事情上，眼見世界隨著這些重大的決定和事件改觀，做市井小民的，無力感很深，很難不懷疑，憑一己之力，能做些什麼？做了又有何用？Time的這個新專欄，有使命感。這些世界上各個角落的one's，他們的故事也許可以帶起一點希望，激起一點熱情。

Wren 鳥鷦鷯

　　Wren, 中文稱鷦鷯(jiao1-liao2)，中國人習稱巧婦。雀形鳥，體型小，其貌不揚 http://archive.zo.ntu.edu.tw/bird/r_bird_index.asp?bird_id=B0386，聲音卻宏亮 http://archive.zo.ntu.edu.tw/bird/r_bird_sound.asp?bird_id=B0386 (聽聽!)。鷦鷯還進了中文的成語 - 鷦鷯一枝，表示所求不多。
　　搬進Wren Way的家，已是一年三個月。三十九坪的小平房，安靜明亮。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條。夫復何求？住家附近有一步道，通採石造就出來的Discovery Lake。來去之間，也會有受大自然洗禮的感覺。

美國生活，國際現實

(原發表於 SDCCA聖地牙哥中華文化聯誼會通訊, Dec 2006, Issue #207)

　　我始終覺得美國人很幸福。美國廣大的幅員和豐盛的物資，以及本土未受戰爭蹂躪的平和歲月，造就出美國人一種不知人間疾苦的天真氣質。這種天真氣質反映在他們的和善態度上，卻也反映在他們對國際事務的無知和興趣缺缺當中。但是，這種現象似乎有漸漸改變的趨勢。
　　前陣子社區報紙中一篇不大不小的新聞稿，引起我的注意。文章提到，美國大學生赴岌海外讀書的人數增加，2005年有超過20萬個美國學生到海外求學，比前年上升了8%。更特別的是，年輕人選擇去非英語國家的人數愈來愈多，例如，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學生的第八大選擇，去年吸引了6400人，比前年增加了35%。分析顯示，這個趨勢的背後，有幾個可能的因素：911事件的震撼、國際恐怖主義的盛行等。所以，我們也許可以說，危機意識造就了這個現象。報導中說，美國人醒了，注意到美國之外還有個世界。
　　我前後在美國住了三次。第一次是80年代末，第二次在90年代中，然後是兩年半前舉家遷美定居；前前後後有10年。從二十幾歲第一次親身認識這個國家，到現在決定在這裡居住，我對美國的認識和感覺，有的逐漸改變，有的卻始終不變。前兩次，我是學生；這一次，我是居民。身分不一樣，感覺也不同。我懷念那兩段在美國做學生的日子。懷念，除了接受全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之外，就是校園裡的國際氣息，這在美國典型的中產階級社會中不容易感受到。
　　我第一次來美國念書時，是在風景秀麗的蒙特瑞灣區 (Monterey Bay)，很宜人，很富裕，也很保守。我當時在蒙特瑞國際學院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學口譯，學院的名稱中有「國際」這個詞，提供的科系自然都和國際事務相關。小小學校500名學生人口中，有一半是國際學生。我在這個學校讀了兩年書，一方面享受當地美麗的環境，一方面享受校園中的國際氣息，是很理想的學生生活。我後來才漸漸意會到，這不是典型的美國生活。這個學校的學生幾乎人人會說至少兩種語言，我碰到的一些當地居民，卻搞不清Taiwan是不是Thailand。
　　第二次，我到德州奧斯丁 (Austin) 念書。德州很大，居民很自豪，也很保守。奧斯丁算是德州城市中很特別的城市，因為德州大學的關係，這個城市風氣比較自由，也比較國際化。我的日子多半是擺盪在作幼兒的媽媽和作博士生兩個角色之間，與外界接觸不多，但因為住在學生公寓社區裡，左鄰右舍多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用帶有各式口音的英語溝通，所以雖然人住在美國，感覺卻很不美國。當時女兒的主要玩伴是個土耳其裔的小女生，和一個智利裔的小男生，所以女兒從兩歲開始，就學會了土耳其的童謠，吃過道地的土耳其和智利家常菜。在這個社區裡，這些小小居民聞著從不同家庭傳出的特殊食物香味，看著始終披著頭巾的女人，這麼不以為意，這麼自然。
　　兩年半前，我們定居聖地牙哥郡，成了美國中產階級的一份子。在美國過中產階級的生活，有一定的模式：比如說，你看到鄰居的車進出車庫的時候比看到鄰居本人多；購物似乎和上教堂一樣重要；社區報紙中的頭版會提到有人露宿Chick-fil-A 餐廳外，等待開幕獎品；至於世界其他各地的動盪不安，相對的，也許會出現在某頁的一個小角落。在美國過中產階級的生活，你會覺得美國的小事比世界的大事都來得重要。美國夢 (the American Dream) 不只是一種夢想，其實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生活模式；這種生活模式的背後哲學是不僅要有 (have)，還要有更大的 (bigger)、更好的 (better)。還有什麼會比這個更理所當然的？至於國際上的事，那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先把美國夢實現了再說吧。還好英語已經成為國際語言，世界各地人人要學英語，美國人在追求美國夢時可以少一件麻煩事 - 學外語。買日本車、中國製用品、義大利皮鞋，追求國際化，這樣就行了。
　　要不是我來自台灣，要不是丈夫Gary和我曾有過豐富的國際經驗，我們也許也會覺得這種生活模式是理所當然的。這樣的日子很容易過，過久了，很難想像日子還能以其他的方式過。尤其若從出生就開始過這樣的生活，很可能不會知道還有其他生活方式的存在。其他的生活方式，頂多只是故事，不是現實。
　　但是，美國的現實不代表世界的現實。對像我女兒這樣一個在美國長大的孩子，我們如何讓他認識世界上還有其他的現實？女兒三歲到七歲這四年間，過著台灣小孩的生活，從七歲開始，過著美國小孩的生活；他體會到二者不同，但是在兩地都很自在。我們如何能讓他了解，這是多麼可貴的經驗，甚至是一種難得的能力？就像他願意嘗試、甚至接受各國的食物，不認為birthday party中的pizza是唯一美食，如何讓他知道這是一種可貴的態度，能帶給他許多可貴的經驗？
　　小孩與生具有高度的適應能力和開放的態度，我們如何能阻擋美國主流社會的價值和生活方式逐漸消蝕掉這些可貴的特質？每個父母都知道，這需要高度的意識，和相當大的努力。只要看每週六要孩子上中文學校這件事，就知道這會是多麼不容易的工作。我們如何讓孩子知道：學中文，不只是因為作華人就要懂華語（孩子問：為什麼？），不只是因為學中文會在未來為他們開創許多機會（孩子哪想得這麼遠？），更不用說要他們知道，美國這個兒童天堂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國家和文化；這個世界比起他們任何的想像世界都要豐富多彩。這些認識，不是父母和老師能獨立造就出來的。
　　所以，這篇小小的新聞報導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當美國社會逐漸在改變時，也許對我們做父母和老師的人來說，這方面的工作會稍微輕鬆些。